臺灣紀錄片導演吳耀東：被現實干掉的人太多太多

“王師傅都開刀動手術了，一邊提著尿袋，一邊嚷著要表演歌仔戲。敬業哩。”臺灣紀錄片導演吳耀東的作品《舞臺》里的這句對白，讓臺下的廣州觀眾笑了起來。

提到臺灣的紀錄片，讓人感覺既熟悉又陌生。紀錄片《看見臺灣》可以斬獲臺灣年度最高票房。不僅大規模上院線，還引發全臺灣熱議。而更多的臺灣紀錄片，則缺少被“看見”的渠道。臺灣，渴望被“看見”什么？

“我當然渴望被看見。不然我拼著老命來這里干嘛？”吳耀東說。這位曾因拍攝《在高速公路上游泳》而獲得日本山形獎、名噪一時的導演，最近攜新作《舞臺》，在廣州參加第七屆先鋒光芒影展。“先鋒光芒”今年特設臺灣紀錄片專場，播放吳耀東《舞臺》、黃庭輔《島》、楊力州《青春啦啦隊》三部片子。

《舞臺》在豆瓣網上有7 .4分(滿分10分)，但內地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卻表示“好失望”。上月在深圳舉辦的一場論壇上，他“拷問”坐在他旁邊的吳耀東：“你十多年前的生猛瘋狂和火力都哪里去了？”吳文光告訴南都記者，臺灣紀錄片市場逃脫過政治審查這把刀子，卻逃不過市場經濟化的另一把刀子，“像吳耀東這樣的人，在臺灣幾乎是一大片。”而對吳耀東來說，他坦承吳文光的說法“無可辯駁”，但紀錄片導演要“不被現實干掉”，只能停止安逸的日子。

《瑞明樂隊》

“攝影機憑什么帶走人家生命的(部分)，來成就你的那一部分？”

1995年，吳耀東考上臺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，成為第一屆研究生。這是臺灣的第一個紀錄片研究所，雖然地處臺南僻鄉，卻網羅了張照堂、井迎瑞、李道明、吳乙峰、關曉榮、黃玉珊等一流師資，培養出楊力州、曾文珍、陳碩儀、李孟哲、吳耀東、潘朝成、許慧如等知名的紀錄片從業者。

“第一屆，學校根本就是在手忙腳亂之中開幕，學校才建一半，完全還是工地。一些學生宿舍也好，或者是教室也好，完全沒蓋。那附近都是小鎮、農村，我們去鎮上買雨鞋，一下雨就是泥濘的地。人數也不多，老師、學生加起來，加教職員頂多八九十個人而已。”吳耀東記得，建校之初，所有一切都在緊鑼密鼓籌備當中，15位研究生坐在一個小課室，每個人沿著墻邊坐在塑膠椅子上，圍著老師，沒有黑板，足足上了一年的課。

著名攝影師張照堂是吳耀東的老師，上一年級的課程。“我大學時代曾在臺北攝影藝廊當義工，那時臺北僅有一兩間專門展照片的藝廊。有一次張照堂在我所工作的地方展攝影作品，我就像小粉絲看到偶像的感覺，一直偷看他，不敢跟他說話。沒想到他成了我的老師，還經常來我宿舍的暗房中玩，邊喝咖啡聽搖滾樂，有時候拿到大麻也給他轟一下。”談起學生生活，吳耀東顯得很愉悅，滔滔不絕。

吳耀東的家境不錯，老家在臺北舊城艋胛，阿公跟日本人做生意。那個時代的家庭中，父親比較嚴厲，小孩子不會跟父母有太多親密接觸，但到了吳耀東爸爸，“我爸是個巨蟹座很愛家，五點多下班，六點回到家，西裝褲一脫他就喜歡穿個內褲。我媽喜歡畫畫，從小培養我對畫畫的興趣。我從小就是電視兒童，看電視之外就打電動玩具。很宅。”

吳耀東本科考上私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，爸爸送他一臺帶有蔡司鏡頭的德國相機，三萬臺幣，其他同學只用一萬臺幣的尼康相機。因為大學念攝影專業，所以唯一愿望就是當個棒球攝影記者，“臺灣人很喜歡棒球，我們從小就看，我就有個機會，大三的時候我到了《職業棒球》雜志實習，每天下午4點報道先去領個便當，6點半正式比賽，我們就拍球。我一個學生坐在記者席，這么接近球員，汗臭味都能聞得到，晚上去吃宵夜、喝酒，好高興。我以后就希望過這樣的生活。”但接下來，吳耀東的經歷就像許多肥皂劇一樣，他陪同學考研究所，同學落選，他卻意外考上臺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，走上紀錄片的道路。

“我完全不知道紀錄片干嘛的，進去一片白紙。”他記得，去圖書館查紀錄片的資料，看到吳乙峰《月亮的小孩》，同時還迷上“電影奇人”、日本前衛戲劇的代表人物寺山修司的實驗短片。“才知道紀錄片是進到人家的生活里面去拍一些東西出來。”為了拍《月亮的小孩》，導演吳乙峰耗時二年，實地紀錄白化癥朋友結婚、生子讀書、就業的人生歷程。湊巧的是，吳乙峰后來成了吳耀東的老師。

在研究所的第一年的學業任務很重，老師李道明安排拍作業。恰好，吳耀東看到了吳文光《流浪北京》，大受啟發，抓起錄像機。“第一次作業哪知道拍什么，就從身旁的人著手。”吳耀東說，《流浪北京》這部反映北漂藝術家生存狀態的片子日后影響巨大，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紀錄片。那會兒，他本科的四位師兄畢業以后找到相關工作，有人開計程車，有人進電視臺做攝影記者，正好四個人組成一個樂隊瑞明樂隊，就成了他的拍攝對象。

吳耀東每周從臺南回到臺北拍攝瑞明樂隊，歷時一年。從21小時的毛帶(素材)中剪了50分鐘的《瑞明樂隊》，講四個年輕人在城市邊緣，剛出社會的那種不適應、虛無，拍了一年從頭到尾他們也沒有把一首歌練起來。“我看到《流浪北京》拍攝的手法跟風格很震撼。一群很邊緣的年輕人對著鏡頭一直講話，講身邊的一些故事。我就仿照那些手法拍了《瑞明樂隊》，也很多對著鏡頭在講話。”

“結果這個片竟然拿了臺北電影節里面的臺北特別獎，時任臺北市市長的陳水扁頒獎給我，拿了30萬(新臺幣)獎金，我爸我媽還去觀禮，讓我爸很有面子，這個錢沒有白花。我就在那個時候受到鼓勵。”吳耀東坦承。

但瑞明樂隊并不像吳耀東那么高興，對他說，“你幫我們這樣拍一拍還拿獎，攝影機憑什么帶走人家生命的（部分），來成就你的那一部分？還要放在博物館典藏？誰辦個證就可以拿下來看我們那一段荒唐的生命？”吳耀東聽了，傷心，灰心，并開始反省“攝影機是不祥的，它將帶走你的靈魂”。

《在高速公路上游泳》

“我要有一種權力，我要主導你”/你不是一個導演，他耍你。”

1997年，研二開學時，吳耀東依然苦悶。他聽說有一個師弟T om的生命經歷特別豐富，逃兵、自殺、同性戀，還有一點躁郁癥，他想跟T om談談自己未來的路。“我去宿舍找他，兩個人喝酒，誰知道他比我還頹廢，霹靂啪啦亂講一些流浪、漂泊的事情，又不理我。我越看這個人越怪，越聽越緊張，但也越著迷。”當年10月10日，吳耀東在燦爛花火下的西門町，開始拍攝這部關于T om人生之愛恨情仇的紀錄片。

這部片就是《在高速公路上游泳》，曾擊敗了老同學、臺灣著名紀錄片導演楊力州《我愛080》，陳俊志《美麗的少年》，獲得1999年日本山形紀錄片雙年展小川紳介獎。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是全球紀錄片盛事之一。

“我完全沒有想到這片子會成功。”吳耀東回憶道，在整整一年的拍攝相處中，他跟著T om的背影在人群中逆向行走，他看到旅社電視里閃爍的A片，高速公路上疾駛的客運，T om映射在車窗消瘦疲憊的臉……吳耀東一直在處理他們之間的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斗爭。

“我跟T om喝酒聊天，拍了一堆東西。第三個月，他突然跟我講他有艾滋病，我有點驚慌，上網查了一下艾滋病的傳染途徑，接下去我有一種憤怒，我投入了情感，希望你能信任我�？墒沁@么重要的事情，三個月以后才告訴我？我覺得我被欺騙了。后來他的躁郁癥病發，被我們押去醫院的精神科，我和他待了半天。這時，我不忘開著鏡頭。出來以后我完全痛哭，崩潰，一度拍不下去。”吳耀東說。

他解釋說，攝影師拿攝影機時，好像應該“我要有一種權力，我要主導你，主導這部片子，我要問你什么問題，我要請你帶我去哪里，應該是我設計好的”，可是T om完全不照牌理出牌。“比如說他帶我去他以前住過的小旅館，我以為他會說過去流浪的生活，但他衣服一脫，跳上床開電視看A片，開始打手槍，也不理我。完全不按你的劇本演，把我的心給碎了。”

這時，吳耀東的指導老師從張照堂換成吳乙峰，吳乙峰建議他回臺北休息一段時間。

學期快結束了，吳耀東很擔憂這份作業。他把剪出來的片子播給吳乙峰和朋友看，吳老師大潑冷水，“完全看不到你的影子，你不是一個導演，你是跟班的攝影師，他耍你。”吳耀東告訴南都記者，當晚很絕望，但“整個心不知道為什么突然都暢通，我發現這是一個學習拍紀錄片的學生在拍一個奇怪的對象，兩個人的糾葛。”

“1999年，我在日本山形看了這部片子，非常喜歡，很獨特，算華語紀錄片的先驅。”吳文光說告訴南都記者，當時在大陸或者華語圈，基本都是比較傳統的客觀式的紀錄片，1999年出現這個片子是一種異數，醉酒、亂逛，粗野的生活。“他的片子屬于那種兩個不同人生的年輕人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交集。而且他的片名，高速公路和游泳搭載在一起，當時我看了也激動萬分，非常抽象，就像一首詩。”吳文光說。

取名《在高速公路上游泳》，吳耀東回憶道，片子進入后期制作階段時，有天，去接吳乙峰老師的高速公路正塞著車，寸步難行，吳耀東脫口而出“在高速公路上游泳”，“因為這部片南北兩地跑，開著高速公路跟著他流浪，T om也在片子里說，好像一生都在路上過了。但終究也沒拍出什么東西，兩個人荒謬又無聊地相處了一年，一個為了學校作業，一個無聊想找人陪，高速公路能游泳嗎？就是一個荒謬！”